在当前海洋经济产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海洋牧场建设是修复海洋资源、改善海洋生态环境、实现海洋经济产业升级的一把金钥匙。海洋牧场的定义与内涵、建设目的和内容等逐渐成为业界关注的热点。通过简述海洋牧场概念及其发展史、建设意义，并结合国外发展经验，具体分析了中国海洋牧场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存在问题，从科学规划海洋牧场示范区规模与布局、建立“三位一体”综合模式、加大国家扶持力度等方面论述了未来发展方向，以期为推动中国海洋牧场建设提供参考。
随着海洋生物资源日益衰退、海洋经济亟待转型升级以及消费者对高质量动物蛋白需求日益增长，以统筹海洋产业升级与维护海洋生态平衡为目标的海洋牧场建设应运而生。然而，什么是海洋牧场?对此，国际上还没有统一的说法，其内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认知水平的提高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依据中国海洋牧场发展现状，并通过对诸多学者专家主张的共同点和不同点进行辨析，研究认为海洋牧场是基于海洋生态学、信息学、工程学等原理，利用互联网、物联网、现代工程等技术，以生态修复与生物资源增殖为目的，有计划地在特定海域内建设的人工渔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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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海洋牧场概念及其发展史
海产品是日本居民食物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1971年，日本首次提出“海洋牧场”这个概念，将其定义为一个能够为人类持续提供食物的海洋系统。1973年，日本将其重新界定为“为了人类生存，通过人为干预，建立海洋资源与环境平衡发展的海洋空间系统”。在此期间，日本对于“海洋牧场”的定义主要处于理论化、概念化及抽象化的阶段。1987年，日本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海洋牧场，并使用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为人工鱼礁提供电力，并将鱼类、贝类、海参等资源圈入电栅围栏进行人工养殖，同时防止敌害鱼类的入侵。此后，日本对“海洋牧场”的定义偏向于“资源栽培型渔业”，提出通过人为干预(人工增殖放流与建立人工鱼礁)，利用电子学、信息学、动力学等方式，掌握洄游性鱼类习性，增加鱼、虾、贝等海洋资源。在发展海洋牧场的初始阶段，日本的研究重点集中在海洋环境评估与监测、人工鱼礁投放、增殖放流、鱼类行为驯化、捕捞渔具开发等基础建设方面。1996年，日本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FAO)组织的国际研讨会中，阐述了“海洋牧场”的概念，评价了其发展现状并且探讨了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得到了欧美国家学者的认同。1999年，日本对50多种海洋经济生物进行了繁育，在实际生产中成效显着。据统计，日本在100多个海区共投放鱼礁5000余座，放流的种类超过30余种，放流数量达上千万苗种单位，在实际生产与应用中取得了显着经济效益，近海渔业产量增殖至800×104t。近年来，日本针对海洋牧场的研究重点由近海转向深海，内容包括：海洋牧场生态监测与分析、定向研发增殖洄游性鱼类的大型鱼礁。
美国的人工鱼礁建设自1930年开始，主要通过投入石块、废旧轮胎、船只等材料形成海底鱼礁，以此聚集鱼群，发展休闲钓鱼。1971年，美国批准建立私人海洋牧场，允许个人进行水产养殖，自此掀起了人工鱼礁建设的高潮。到2000年，美国建设的人工鱼礁数量达到2400余处，海洋经济和生态效益得到显着提升。此时，欧美学者对“海洋牧场”的界定与日本相似，主要偏向“资源增殖放流”，在自然区域放流海洋生物，使其生长，以捕获较大个体。目前，美国的海洋牧场建设主要集中在资源修护与休闲渔业方面，采用政府主导，企业、个人等积极参与投资的模式。据统计，位于加利福尼亚的休闲型海洋牧场每年可创收500×108美元。近年来，在生物资源修复方面，针对洄游性鱼类制定了物种修复规划，恢复与重建受损湿地。同时，制定了比较完善的鱼类增殖放流管理机制。在质量控制方面，逐步推行动物食品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zard Analysis Critical Control Point，HACCP) 计划，通过无损检测和射频识别技术，实现对食品快速检测与信息采集。
自1998年起，韩国投资建立“小型海洋牧场”，其发展理念主要受到日本及美国的影响。2003年，韩国开始逐步建立大型海洋牧场示范基地，并针对性地制定了研究计划，推行成立管理机构、增殖放流资源及后期分析评估的“三步走”战略，后期评估结论显示，特定海区的渔业资源量及当地渔民收入都得到了大幅增加。
除上述国家外，其他国家的海洋牧场建设起步较晚，且重点发展休闲渔业及关联产业，例如，渔业装备的生产业、餐饮业、旅游业等。以澳大利亚为例， 1991年成立“渔业研究与开发公司”专门开展休闲渔业研究，并将科研成果在海区进行推广运用。据统计，2013—2014年，澳大利亚的休闲渔业直接产出为26× 108澳元，创造就业岗位超1.5×104个。
中国关于海洋牧场理念最早的文献记载时间是1965 年，曾呈奎院士提出“海洋农牧场”构想，具体指通过海水养殖实现“农化”，通过人工鱼礁和增殖放流实现“牧化”。1979年，中国开启了人工鱼礁建设；2001年，逐步增加人工增殖放流规模，在此期间，李波、刘思俭、陈永茂等学者认为海洋牧场主要是通过投放人工鱼礁和增殖放流形成的增加经济水产品的放牧场所。自2000年以后，随着海洋与渔业经济的发展，专家学者们对海洋牧场的概念进行了细化，引入了海域空间的概念，突出了系统化，强调了海洋自然生产力的作用。2015年，随着“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出，以及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创建活动，极大地推进了中国海洋牧场建设，海洋牧场的内涵得到了进一步完善，除传统意义上的增加渔业资源目的外，更加强调了海洋生境的修复与重建、生物资源的科学管理。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提出“发展现代化海洋牧场，加强区域协同保护，合理控制近海捕捞”，标志着中国海洋牧场建设与发展进入到了新阶段。同年，山东省发布的《海洋牧场建设规范》中规定了海洋牧场的术语和定义，指出海洋牧场是基于海洋生态学原理，利用现代工程技术，在一定海域内营造健康的生态系统，科学养护和管理生物资源而形成的人工渔场。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现代化”特征逐步成为未来海洋牧场的核心元素。同年，农业农村部在烟台召开的全国海洋牧场建设工作现场会，进一步强调要发挥海洋牧场建设在海洋产业升级中的作用。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强调“推进海洋牧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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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海洋牧场建设现状
1979—1980年，中国在沿海各省投放的人工鱼礁超2 ×104个。1990—2000年，由于资金链断裂，管理经验不足，以及人工鱼礁带来的经济效益不明显，人工鱼礁建设陷入停滞状态。自2001年起，中国再次掀起人工鱼礁建设热潮，在投放人工鱼礁、增殖放流、种质改良等基础建设方面成效显着。例如，2001—2005年，山东省通过投放废旧渔船、海底投石等方式建立11处大型人工礁区，增加水产品产值累计60×106元；2001—2006 年，浙江省在大陈、鱼山、秀山等7个生态区投放鱼礁46.6 ×104空立方米。2010年起，天津、广东、海南等沿海省份均开启人工鱼礁的规划和建设活动。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8年，全国投入海洋牧场建设资金超55×108元，海洋牧场示范区数量达50个，人工鱼礁投放量达6094×108m3；部分海域已开展了生物资源、海洋环境、环境承载力评估等调查，为海洋牧场规划和布局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持。在鱼、虾、贝、藻等多种经济养殖品种中，初步建立了以“基础研究-良种选育-工厂化养殖-精深加工”为体系的产业链，初步实现了水产品产量和质量的双丰收。在装备研发实践方面，中国成功自主研发了深远海渔业养殖平台“海洋渔场1 号”，极大地推动了海洋牧场自动化、智能化建设。在雷达探测、海洋遥感、深海通信与定位技术等方面均取得了重大突破，在北海海区构建了区域性海洋灾害预测预警系统并进行了示范应用，在东海海域构建了面向需求、业务化运行的海洋环境立体实时监测网，在南海深水区构建了内波观测试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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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海洋牧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1.3.1 科研基础薄弱，理论体系不完善
海洋牧场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海洋生物、海洋生态、海洋物理、海洋化学、海洋地质、海洋管理及工程技术等多个学科领域。而中国从事海洋牧场研究的专业机构和专业人才缺乏，对建设海洋牧场相关配套技术尚缺乏系统性研究，例如，海洋牧场建设前，应做好海底地形测绘、海域资源与环境调查，以此评估海域的生物承载力，同时，研究该海域能否建设海洋牧场，建设何种类型的海洋牧场，适宜增殖的品种有哪些，预测海洋牧场建设对该海域自然环境的影响如何等，但这些方面的研究力度明显不够。
1.3.2 统筹规划不够，规模无序扩张
海洋牧场建设是一项综合性工程，必须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统筹规划、科学布局，例如，海底地形、水质、生物组成等指标至少需要1年以上的监测数据。但在实际操作方面，不少海洋牧场建设项目从申请到正式立项仅仅持续几个月时间，这种快餐式的规划缺乏足够的有效数据支撑，在缺乏科学规划的情况下，盲目投资建设的海洋牧场项目将很难达到预期效果。目前，以人工造礁为主要形式的海洋牧场在全国沿海省份如火如荼地开工建设，甚至出现了不顾客观条件一哄而上的现象，有的投入巨资建成的人工鱼礁，后来发现不少被海流冲得无影无踪，不仅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成为破坏海洋生态环境的暗礁隐患。另外，除少数涉及海草床、海藻场修复项目外，其他大部分海洋牧场项目仅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这种现象与建设海洋牧场的初衷背道而驰。
1.3.3 核心技术含量低
海洋牧场建设要想真正实现自动化、机械化、信息化，必须抓住自动化设备、管理系统等方面的核心技术。中国在上述海洋牧场建设关键技术领域的短板很明显，尤其是高端精密零部件、芯片以及配套软件等依赖国外进口，受制于人。例如，中国海洋环境监测中心使用的应急预测系统，可对海底生态、水动力、海面污染情况等进行实时动态监测和预测，但使用的核心控制系统和技术是从德国进口，而且需要不断调试和维护才能适应中国的水文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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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调整修复渔业资源，改善海洋生态环境
2018年以来，中国为保护海洋渔业资源，一方面严格规范各海域伏季休渔制度，加大了执法检查力度；另一方面，制定了更为严格的养殖废水排放标准， 2018年8月6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产行业标准《海水养殖尾水排放要求》修订稿，新标准促进了污染严重的养殖单位进行升级改造，为此，取缔环保不达标的养殖场面积达1600km2，拆除养殖网箱数量达30×104个。以透支资源、污染环境、降低质量为代价换来的高产养殖方式已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推进中国海洋与渔业产业转型升级，实现渔业资源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与海水养殖协调发展已迫在眉睫。
2.1.1 营造人工生境
通过投放人工鱼礁、种植大型藻类、改造滩涂等方式营造人工生境，为海洋生物提供良好的栖息地。例如，在近岸海区设置藻礁为海参、鲍鱼等提供栖息场所和天然饵料，建立“水生动物-藻类”混养模式，通过藻类吸收水体中的N、P等营养元素，防止水域富营养化，并通过光合作用增加溶解氧，改善水质环境；在洄游通道中设置渔获型鱼礁，方便捕获生物资源的同时，形成特定人工渔场，增殖洄游性生物。
2.1.2 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
对于经济价值高的海珍品，采用人工育苗和天然育苗相结合的方式，建立苗种驯养场和天然种质资源库，实现规模化养殖的同时，推动海洋生物种质资源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降低人类活动导致物种灭绝的风险。同时，根据不同生物的生态习性，利用自动控制技术，优化养殖空间格局，提升营养级结构层次，从而提升海洋牧场的生物数量与质量。
2.1.3 海洋生境监测
海洋生态监测和生物资源管理是海洋牧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通过布设有缆在线观测系统，对水下仪器(超声波发生器、波浪仪、水质仪等)进行控制和信号传输，实时动态掌握海洋生境变化，对海洋灾害进行预警，减少灾害损失，同时对目标生物实现“放牧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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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满足居民消费需求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居民的消费趋势已从最初的满足温饱向营养、健康消费转变，对绿色优质水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消费水平日益提高。以城镇居民为例，从1981年到2015年，人均水产品消费量从7.26kg 增长到14.70kg，随着全国人口持续增长，需求量将进一步增加。海洋牧场可以对养殖生物实现规模化、生态化、智能化管理，在增加产量的同时，有效提高产品质量，既满足了国民对水产品“量”的需求，又有助于满足“质”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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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增强海洋灾害预警能力
海水养殖常因突发自然灾害而蒙受重大损失。例如，2014年长山群岛因遭遇北黄海冷水团异常，造成虾夷扇贝(Patinopecten yessoensis)大量死亡，2018年辽宁大连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海参大面积死亡。由于现有技术很难预测海洋自然灾害发生，一旦发生，易给养殖企业造成很大损失。而海洋牧场建设通过建立水下观测系统，可实时获取海洋环境与海底生物相关数据，结合数据分析，可摸清海洋灾害发生和资源变动趋势，从而对海洋牧场生态灾害进行预报预警，提前开展应对措施，将灾害损失减至最低程度。以山东省海洋牧场区布设的海底有缆在线观测系统为例，该系统由浙江大学李培良教授团队研发，主要由岸基控制系统、海底电缆和水下观测系统组成。通过该系统可实时连续获取海流、海啸、波浪、水下声学信号等海洋环境生态参数，在线监测海洋生物生长状况。2018年7月，通过该系统监测数据预测山东海洋牧场未来两周将出现高温、低氧灾害，提前给相关部门发出预警信息，及时作出应对措施，最后减轻了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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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明确生态文明发展理念
十九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放在突出地位，并首次将“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写入党代会报告。海洋牧场建设正是以生态文明发展理念为统领，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三赢”的战略性工程。中国海洋牧场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与生态文明发展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生态优先”未得到很好体现。由于重经济轻生态的理念根深蒂固，一些政府和企业为了争取投资，一味追求产量和短期利益，大量建设能够产生巨大经济效益的增殖、休闲型海洋牧场，忽视了海洋牧场在资源养护和生境修复方面的生态作用，后期监测与评估不到位，严重影响了海洋牧场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未来的海洋牧场建设必须将生态文明发展理念放在首位，尊重海洋，不以经济效益为最终目标，实现与大自然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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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科学规划海洋牧场示范区规模与布局
海洋牧场示范区的设立和分布要基于自然(人口、经济、劳动力)等综合因素，因地制宜，适度发展，以优化资源配置，最终实现低成本、高效益与高质量的目的。中国领海包括渤海、黄海、东海及南海，总面积约为470×104km2。基于不同海区的地形、资源、水文等特征状况，结合全国沿海城市的海洋牧场建设与发展规划，具体布局如下。
3.2.1 黄渤海区
黄渤海区主要包括山东半岛近岸海域、大连近海海域、南黄海等海域，根据《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规划(2017—2025年)》的要求，预计2025年示范区的数量达113个，海域面积超过1200km2，投放人工鱼礁、藻礁形成160km2的生息空间。该海区由于海流平稳，地势平坦，有机物和营养盐丰富，适宜养殖的种类多，极有利于形成海产品的“牧场”。其中，黄海面积宽广，地势平坦，黄海暖流和黄海沿岸流使得海区呈暖温带性，故区内的生物以温带种占优势，种类多，数量大，容易形成优质的渔场；渤海区域因三面都被陆地环绕，海浪较小，海流平稳，平均水深约20m，大量陆源有机物和营养盐随河流入海，成为鱼、虾、贝、蟹、参等海洋经济动物的天然栖息地和海盐的主要产地。因此，该海区成为3大区域(黄渤海区、东海区、南海区)中最大的海洋牧场建设区。该海区的水文条件适宜海参、鲍鱼、鱼、虾、贝等经济海产品的生长，故适合发展综合增殖型海洋牧场。此外，该海区周边城市气候宜人、环境优美，适宜结合旅游业建设具有休闲垂钓功能的休闲型海洋牧场。
3.2.2 东海区
东海区主要包括浙江的台州、温州及福建福州等地的海域，预计2025年共建设20个示范区，海域面积约500km2，投放人工鱼礁、藻礁形成80km2的生息空间。该海区由于黑潮暖流和大陆架沿岸流的混合交替作用，水文条件适宜暖水性和暖温性种类，例如蟹类、小黄鱼、带鱼等经济品种的生长，是中国海洋捕捞产量占比最大的一个海区。近年来，由于过度捕捞和海洋污染，该海区的渔业资源逐年衰退。因此，该海区适宜在产卵区、越冬区、洄游通道等建设洄游性鱼礁与天然育苗场增加水生生物资源。同时，设立种质资源保护区用来保护优良亲体，为育种工程和新品种研发提供物质基础。
3.2.3 南海区
南海区主要包括广东、海南、广西等地的海域，预计2025年共建设45个示范区，海域面积超过1000km2，投放人工鱼礁、藻礁形成90km2的生息空间。南海区是三大海区中最大最深的，渔业资源蕴藏量达上亿吨，其中南海中南部深水区蕴藏丰富的鸢乌贼(Sthenoteuthis oualaniensis)和黄鳍金枪鱼(Thunnus albacares)等大洋性中上层生物资源。南海周边浅海滩涂广阔，其中海南省可用于养殖的滩涂面积达2.5×108m2，富有热带珊瑚礁，为众多热带生物提供了重要的栖息地，故适合建设养护型-增殖型海洋牧场。虽然该海区热带海洋生物较多，但缺乏高价值的海产品，产出主要以热带或亚热带鱼类、甲壳类和珍珠贝类为主，因此，有必要开发其他有价值的项目，例如，南海西北部具有广阔的浅海和滩涂面积，可以发展潜水旅游和休闲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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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建立“科技-教育-产业化”综合发展模式
3.3.1科技
主要包括机械化、智能化、信息化和生物技术等方面。
（1）机械化。海洋牧场的生产模式是大规模的，很难依靠人工劳动操作。例如深海网箱养殖，从良种选育、繁殖、投饵、病害监测防治到收获、加工、运输等过程均需要配套机械自动化设备，同时带动机械加工、新材料、物流等行业的发展。特别在水产品增养殖、精深加工、物流等不同产业间具有较强的带动作用，在推进传统养殖业转型升级的同时，可以带动产生大批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创造大量就业岗位，为推动经济增长、促进产业升级、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国民生活品质提供有力支撑(图1)。
（2）智能化。以网箱养殖为例，从投苗、投饵到收获，只需要电脑与机械按钮就可操作完成。通过机械化与智能化，可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平均而言，未来1个劳动力可以管理几十平方千米养殖水域，生产水产品几百至几千千克。
（3）生物技术。一方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对产品质量需求不断多样化；另一方面，过度捕捞、环境污染以及不规范的养殖方式造成海洋生物资源枯竭、种质退化、产品质量下降。因此，要提升水产品的品质、产量及抗病性就必须通过生物技术进行品种改良。目前，转基因技术在水产品育种方面开始得到应用与实践。例，2015年美国生物科技公司Aqua Bounty研发的转基因三文鱼Aqu Advantage，其是将大鳞大麻哈鱼( Oncorhynchus tshawytscha) 的生长激素基因和美洲绵鳚(Zoarces americanus) 抗冻蛋白基因的启动子重组到安大略鳟(Salmo salar)中，得到的转基因安大略鳟均为三倍体雌性，不仅实现全年生长，而且不会对野生资源产生影响。此外，在疫病防治研究方面，通过生物技术开发水产动物专用基因工程疫苗、天然药物或微生物菌株，能够快速准确进行检测诊断，达到既治病又环保的目的。
（4）信息化体系。目前，信息化技术已在美国农业生产各方面广泛应用，在降低成本、提升效率和国家竞争力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未来海洋产业信息化体系主要包括信息数据库( 海洋产业生产数据库和经济数据库) 、专业信息网站( 提供各产业的供销、技术和经营情况) 、市场服务平台( 动态连接养殖户、技术员与专家) 、3S 技术( Ｒemote sensing /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无线射频身份识别系统(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RFID)。通过信息化体系，及时完整地了解国内外市场水产品的期货价格、生产量、需求量等方面的数据，规划下一步的养殖品种、养殖量，避免产品滞销，根据气候条件调整水温、投饵量、合适的水质调节剂，预防病害发生等。RFID系统是指在动物体植入电子编码，其中包含该生物的年龄、产地、生长状况等详细信息，利用特定仪器进行跟踪与识别，对养殖动物进行精准管理，从而实现建设“精准海洋牧场”目标。
3.3.2 教育
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高校的学科教学，海洋牧场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课程，高校要强化相关教学内容，为海洋牧场领域培养更多有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人才；二是对相关政府部门及渔技推广人员的培训，海洋牧场作为海洋农业的新业态，对政府的管理与服务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应加强知识更新，提高服务海洋经济新常态的能力；三是对从事海洋牧场相关企业管理与技术人员的培训，不断更新知识储备，提升从业人员专业水平，及时有效地解决海洋牧场建设中出现的问题。
3.3.3 产业化
海洋牧场建设不仅包括水产养殖业、休闲渔业，还涉及到了机械设备、药物、饲料、信息服务等产业链上游，以及水产品储存运输、精深加工、包装、销售等产业链下游，每一个链条是否有效运作对海洋牧场整体的生产效率都有重要的影响。借鉴美国在产业化发展方面的成功经验和组织形式，主要包括以下3 种：
（1）大型综合企业。即由一个企业完成海洋牧场建设中水产品的养殖、加工和销售。例如，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集养殖生产、研发、冷藏加工、出口销售于一体。
（2）中小型企业联合。即由不同的中小型企业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分别进行水产品的生产、加工和销售。例如水产品加工公司可以分别与养殖公司、冷链物流公司合作，形成分工产业链。加工公司主要负责收购养殖场的水产品，然后进行加工销售，其他环节由相关公司分工完成。
（3）专业合作社。除规模化公司外，对于个体养殖户，通过政府引导或者自发组织一个联合体，例如通过合作社统一对外进行苗种、饲料、药物等物资采购，或者进行统一水产品销售和统一服务等。这种方式既保证了养殖户的自主生产权，又降低了生产成本和经营风险。此外，合作社作为中介组织，使得养殖户与各类工商企业之间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帮助养殖户解决了贷款融资、产品销售、科技创新等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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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加大国家扶持力度
海洋牧场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完善的法律体系和政策支持。建立配套法律，明确海洋牧场建设主体、经营主体及其在开发管理中相关的权利、责任和义务，才能确保各方利益。
3.4.1 完善管理体制机制
首先以政府为主体，组建海洋牧场建设审核与监督部门，避免多头管理，职能不明确。其次构建科学规范的评价指标体系与动态监管信息系统，成立专家考核组，对专项经费使用情况定期组织审查，对已建成的海洋牧场定期进行生态效益调查评估，将考核结果与政策支持、问责追责结合起来，对有较好生态、经济及社会效益的示范区在政策和资金安排上予以倾斜，例如加大生态补贴，减免海域使用费等。以中国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为基础，按照“谁投资、谁负责、谁受益”的原则，明确海洋开发、利用及管理的主体责任人，确定投资者和经营者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建立配套的专门法律法规，主要包括海域使用产权年限、主体变更、海域使用范围及使用金收取标准，合作主体间风险与收益分担标准、违法违规用海惩治等方面，达到以法治海、以法护海的目的。
3.4.2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海洋牧场建设的最终目的是在养护海洋生物资源、修复海洋生态环境、提高产品质量的基础上发展海洋经济，基础设施则是实施的前提，主要包括海洋生物种质资源库，海底观测网系统，深水增养殖装备等。以海底观测网系统为例，通过在海底布设光电缆为运行设备和平台提供持续电能和信息传输通道，实现全方位、实时和高分辨率地获取海洋观测数据。20世纪末，以美国、日本、加拿大为主的海洋强国均投入巨资研发建立海底监测网，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包括美国海底观测网(Ocean Observatories Initiative，OOI) 、日本海洋实时检测系统(Dense Oceanfloor Network for Earthquakes and Tsunamis，DONET) 、加拿大海底观测网(Ocean Networks Canada，ONC) 等。目前，中国在东海、南海及中国台湾地区海域均启动了小型海底观测网的建设，为将来大型海底观测网的研制奠定了坚实的工作基础。
3.4.3 金融支持
目前，中国海洋牧场的管理主体与投资主体主要是政府部门，由于海洋牧场建设规模较大，项目成本回收期长，单靠政府财政投入远远不够。因此，为加快海洋牧场建设，需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政府作为投资主体，可选择资质等级高、技术力量雄厚、资金资源丰富的企业作为合作伙伴，在信贷、税收、保险等方面为企业提供支持。例如，通过信贷银行向企业提供中、短期优惠贷款，合作社银行向合作社提供优惠贷款，或者建立水产品信贷公司为水产品出口商提供出口信贷担保，降低出口风险，如果经济收益低于预期水平，政府可向合作企业给予一定补偿。此外，加强海洋牧场建设领域的财政补贴、税收减免，也可以提升企业的生产积极性，进一步促进中国海洋牧场建设的快速稳定发展。
